中国海洋大学董双林教授等：我国深远海养殖发展的科学逻辑和经济逻辑

　　本文摘编自《中国渔业经济》2024年第42卷第六期，完整版请查看期刊纸质版或电子版。

　　2023年4月10日，习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树立大食物观，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2023年6月，农业农村部等八部门印发了《关于快速推进深远海养殖发展的意见》。区别于生态环境养护型海洋牧场，我国装备型海洋牧场（或深远海养殖）发展适逢良好的发展环境。本文拟从科学和经济双重视角就发展深远海养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面临的基本矛盾和模式创新等进行简要论述，为促进我国深远海养殖产业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2022年，我国包括捕捞在内的水产品总产量6866万吨，其中养殖产量占81%（5565万吨）。养殖总产量中淡水养殖产量占59%。我国是水产养殖大国，但又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国家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是世界人均数的1/4。同时，我国还是耕地资源十分稀缺的国家，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人均数的40%。耕地和淡水资源匮乏使得我国依靠逐步扩大养殖池塘面积或增加换水率来提高淡水养殖产量的途径受到严重制约。因此，人们对发展海水养殖寄予厚望。然而，我国近岸海水养殖的规模已接近海域承载力极限，我国海水养殖从近岸走向离岸、深远海已是大势所趋。2019年农业农村部等十部委发布的《关于快速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要求，水产养殖业整体上应“提质增效、减量增收”，通过“支持发展深远海绿色养殖”等方式拓展养殖空间，突破资源环境约束，促进水产养殖健康发展。

　　我国养鱼活动已有约8000年历史。但绝大部分时期内，我国水产养殖规模不大，且多采用池塘混养或综合养殖模式，因而并未产生非常明显的环境问题。直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西方人工颗粒饲料、增氧机和现代网箱养殖技术的引进和推广，我国池塘养殖产量迅速提高，养殖水域也从池塘迅速向湖泊、水库、近岸海域扩展，水产养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尤其近几十年来，通过提升养殖系统集约化水平，我国水产养殖产量逐步的提升，随之而来的水产养殖业生产单位产量的能耗和氮磷排放量也在迅速增加。

　　目前，我国居民对高品质食物需求日益增加，环境保护意识也日渐增强，为此，水产养殖不但要生产更多更优品质的水产品，还需尽可能减少养殖尾水的氮磷排放量。但在现存技术条件下，水产养殖集约化发展能轻松实现增产，但不可能同时再实现减排和节能任务。也就是，水产养殖发展面临不可能同时实现增产、减排、节能的“三难困境”（图1）。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模式能做到减排并增产，但在当前能源供给结构下会以增加CO2排放为代价；直排水养殖模式能做到增产并节能，但会以增加氮磷排放为代价。如果深远海养殖发展模式得当、环境容量布局合理，则不仅仅具备广阔的发展空间，且节水、省地。另外，开放海域还具有强大的物理自净能力和丰富的非化石能源，如波浪能、风能和太阳能等。在此背景下，深远海养殖以其特有的生产优势有望成为破解水产养殖“三难困境”的重要途径。

　　1971年，美国将“棕熊号”货船改造成养殖工船，开创了装备型深远海养殖（下称“深远海养殖”）的先河。之后，瑞典、前苏联和美国又相继研发了能够在高海况海域养殖鱼类的桁架式网箱。过去50多年，虽然联合国粮农组织也在力推深远海养殖，但除中国和挪威外，世界深远海养殖发展并不如人们的预期。究其原因，主要是投资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弱、存在潜在生态风险、有关规定法律缺失等。

　　挪威的水产养殖主要是在峡湾内利用重力式网箱养殖大西洋鲑。目前，其峡湾内养殖容量已饱和，海虱病害严重，防病成本已达养殖成本的10%~15%。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挪威政府慢慢的开始激励大西洋鲑养殖向峡湾外深远海区域发展。主要措施是：对现有峡湾内养殖增收25%的海域资源使用税，奖励峡湾外的深远海养殖配额。这“一罚一奖”策略，加上峡湾外防病成本较低的原因，推动了挪威深远海养殖的发展。

　　我国深远海养殖起步较晚，但在各级政府支持鼓励和装备制造企业的热情参加下，发展十分迅速。目前，我国已建成近50台（套）深远海养殖装备。根据装备在水中的状态，深远海养殖装备可分为6大类型（表1）。我国研发的装备类型最为多样，为探索和优化深远海养殖装备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除了远海围栏装置外，我国研建的桁架式网箱和养殖工船的投资强度（单位水体造价）都非常高（表1）。这一特性左右了经营企业对养殖模式的选择。

　　我国深远海养殖发展非常迅速，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些专业的人建议，要研究养殖空间布局、投入和运行机制、养殖品种选择、关键技术和设备研发、设施设备标准化和智能化、全产业链建设等问题，然而，从更宏观、更长远的视角审视，以建设蓝色粮仓为导向的深远海养殖发展更应优先解决以下三对基本矛盾（图2），以夯实养殖模式基础。

　　发展深远海养殖的初衷是突破耕地和水资源限制，破解水产养殖发展的“三难困境”，建设“蓝色粮仓”和“海上牧场”，亦即在自净能力强大、非化石能源丰富的开放海域生产量足、质优、性能好价格低、绿色环保的水产品。发展深远海养殖的主要目标是生产量足且大众可以买得起的海水养殖产品，以缓解市场对淡水养殖产品需求的压力，推动水产养殖业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就单一养殖品种而言，在初始养殖阶段，其往往会有较高的市场行情报价，之后其价格会随着需求与产量的变化而变化。在我国深远海养殖业发展初期阶段，选择养殖高价格鱼类是企业的主体行为。由于水产品并非刚需食物，一旦产品的生产量超过某一临界规模后，价格往往会出现暴跌。事实上，我国几种主要海水养殖鱼类都经历过类似情形。当产品价格低于或略高于养殖成本（变动成本）时，即使有政府对装备建造（固定成本）的补贴，养殖企业也会产生放弃养殖该产品的意愿。再加上，由于深远海养殖距陆地较远，海况恶劣，投资强度大，参与企业通常会选择养殖高价格产品或降低养殖成本才可能实现盈利。因此，企业通常有意识控制养殖规模能够尽可能的防止上述情形发生，但如该临界规模十分有限，就有悖于发展以建设蓝色粮仓为导向的深远海养殖初衷和主要目标。鉴于此，本文认为，构建养殖成本低和综合效益高的深远海养殖模式是平衡企业盈利性与产品性价比矛盾的重要方法，政府激励企业降低养殖成本，以提高临界养殖规模应是更优的策略选择。

　　利用开放海域丰富的波浪能、风能和太阳能资源，能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有助于破解水产养殖发展面临的“三难困境”。然而，除“澎湖号”和“格盛一号”等养殖平台外，我国多数深远海养殖装备绝大多数都是靠柴油发电支撑养殖生产活动，因而养殖产品的碳足迹较其他养殖方式更高，特别是养殖工船的产品。目前，我国海上风电场与个别深远海养殖之间的协同主要在共享海域，并没有实质性直接减少养殖产品的碳足迹。鉴于以上情况，为践行“双碳”战略目标，深远海养殖迫切地需要研发将风电与深远海养殖活动进行实质性融合的产业模式，如风电为养殖生产活动直接提供能源（见图2）。

　　将部分海水养殖由池塘、近岸转移至离岸、深远海已是大势所趋。由于目前深远海养殖模式普遍采用机械化、自动化作业，这就使得养殖生产区域可以向深远海转移，由此，将带来大多数从事池塘和近岸养殖的渔民再就业问题。我国有约83万名从事海水池塘和近岸养殖的渔业专业从业人员，为统筹解决深远海养殖规模化发展、产业转移可能会产生的“三渔”问题，亟需创建可吸纳更多人就业的多产业融合的深远海养殖模式（见图2）。

　　在海水池塘养殖、陆基循环水养殖、近岸网箱养殖与深远海养殖共存的情况下，养殖那些在海水池塘和近岸网箱难以养殖的种类，提升产品品质，实现错峰上市，是提高深远海养殖经济性的重要途径。

　　海水养殖的鲑鳟鱼类是深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然而，由于我国海域夏季表层温度过高，人们无法用常规网箱在海里常年养殖鲑鳟鱼类。“深蓝1号”是可下潜的桁架式网箱，夏季可沉入黄海冷水团中，实现我国海域周年规模化养殖鲑鳟鱼类，为市场提供有别于淡水养殖的高品质鱼类。

　　我国远海围栏养殖大黄鱼是通过提高产品的质量实现盈利的成功案例。大黄鱼在远海围栏养殖的品质显著优于近岸鱼排（网箱）养殖，因此，前者可获得额外收益。类似地，花鲈在海水养殖的品质也明显高于淡水和半咸水养殖。如果品牌营销得当，深远海养殖花鲈、四指马鲅等广盐性鱼类，一样能提升企业的盈利水平。

　　我国南方海域深水网箱养殖金鲳（卵形鲳鲹）已非常成功。但是，金鲳主产区的广东、广西、福建和海南省北部海域，冬季常有寒流侵袭，越冬养殖金鲳风险较大。这就导致入冬前金鲳大量集中上市，因而价格逐渐走低，企业的盈利能力也转弱。海南省南部海域冬季无寒流侵扰之忧，因此，建议在三亚错季养殖金鲳，通过错峰上市即可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又可进一步扩大金鲳的养殖规模。

　　我国很多大中型养殖鱼类都是二龄后绝对生长速度迅速提高，而整鱼上桌的餐饮文化未能使养殖鱼类发挥生长潜质，预制菜产业异军突起倒逼我们重新审视某些上市养殖鱼类的成品规格和养殖模式。大型深远海养殖模式与预制菜产业的结合为养殖更大规格的鱼类提供了可能。深远海养殖与预制菜产业对接不仅可更好地发挥鱼类的生长能力，提高养殖效益，还可解决预制菜产业原材料不足、鱼类加工下脚料集中处理等问题。

　　发展养殖成本低和综合效益高的深远海养殖模式是提高临界养殖规模、平衡企业纯收入性与产品性价比矛盾、实现建设蓝色粮仓目标的关键举措。

　　2022年，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中交集团）林鸣院士提出了建设超大规模海工防护型养殖设施的战略设想。中国海洋大学有关专家提出在该设施中实施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三产融合模式。借鉴港珠澳大桥防台风技术，建设大型海工防护型养殖设施，可有效抵御超强台风的侵袭，由此在远离海岸的开放海域可以营造一个遮蔽“海湾”的养殖环境。设施内或围绕设施开展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既可提高经济效益又可有效提升饲料利用率。该模式可使养殖、水产品加工、风电、文旅等产业实现跨界融合，既可解决近岸渔民转业问题，又使经济效益倍增。同时，依托于风电和光伏能源的养殖、加工、捕捞还可实现产品低碳。该设施内单位养殖水体造价类似于远海围栏设施（表1），成本较低，加之规模化生产和多产融合，可有效解决“企业盈利性与产品性价比”的矛盾。

　　目前，珠海市海洋发展局正在组织中交集团大湾区创新研究院和中国海洋大学专家为珠海设计直径为2000米的海工防护型“珠海深蓝海洋牧场”方案。珠海是“中国海鲈之都”，年产花鲈近16万吨，占据全国50%的产量份额。但该鱼类绝大多数产自陆基池塘，其品质提升和池塘尾水达标排放非常关注。为此，大规模海工防护型海洋牧场通过陆海接力、海淡统筹方式将花鲈养成阶段移至海上，可大幅度减少池塘和淡水资源使用量。预计在该模式下，珠海花鲈养殖总产量仍维持不变，但品质却较之前的全过程陆基养殖产品大幅度提高。该设施内采用多种鱼类间养和轮养，设施外实施综合养殖，既可提高经济效益，又可提高投入饲料的利用率，减少养殖污染物排放。养殖生产与风电、水产品加工、文旅等产业实质性融合，可实现大幅度减碳、增收。因此，“珠海深蓝海洋牧场”方案可实现经济、生态、社会效益三赢，有望成为蓝色粮仓建设的新范式。

　　与挪威相比，我国黄海冷水团海域养殖鲑鳟鱼类（三文鱼类）具有物流成本低、养殖周期短、人力成本低、水质好、海虱病害轻等比较优势，在实现规模化养殖、全年上市后可实现企业盈利，但在120海里外高海况海域养殖鲑鳟鱼类的成本仍然较高。为大幅度降低养殖成本，中国海洋大学的研究人员发明了人工上升流三文鱼牧场模式，其原理是在夏季将距岸不远的底层凉水引导至上层，形成可使养殖鲑鳟鱼类安全度夏的环境，再利用普通深水网箱全年养殖鲑鳟鱼类。未来如果这一模式能在辽宁和山东某些海域推广应用，将使我国海上养殖鲑鳟鱼类的成本大幅度降低，其品质和综合效益也随之大幅度的提高。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